警惕“成功焦虑症”毁了青年

　　当前，从中央到地方，正重点落实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未成年人需要关心，刚刚成年、涉世未深的青年人思想道德问题也须重视。5月26日北京《法制晚报》报道，医院收银员阿亮以19岁的年龄涉嫌职务犯罪。阿亮们为什么会走上歧途，笔者认为，流行社会意识对所谓“成功”的片面认定与过度强化，导致“成功焦虑症”的产生负有责任
    
　　5月26日北京《法制晚报》报道：年仅19岁的医院收银员阿亮，在参加工作以来短短11个月的时间里，大肆贪污医药费23万元，用于购买电脑、汽车等高档物品，潇洒奢侈，挥霍无度，从一个曾经是学校学生会主席、优秀毕业班班长的青年，堕落为涉嫌触犯刑法的年轻蛀虫。阿亮的行为令人震惊，也令人深思。
    
　　作为一个小小的收银员，阿亮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犯下如此“大事”，较之一些年轻公务员、国企年轻蛀虫的职务犯罪行为并不逊色。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曾发布一份国企人员职务犯罪案件的情况报告，显示涉案人员年龄大多分布在30岁到50岁之间，还有部分不满30岁，具有“年龄小、胆子大”的特征。医院收银员阿亮以19岁的年龄涉嫌职务犯罪，堪称当前职务犯罪年轻化现象的典型。
     
　　“相对剥夺感”导致犯罪理由不足

　　针对国企人员职务犯罪“年龄小、胆子大”特征，有人分析其中存在的心理因素，认为与一些人的“相对剥夺感”思维不无关系——虽然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国有企业青年职工的生活水平有了绝对的提高，但是相对其他群体的收入，比如说私营企业、外资企业，他们会感到不如别人。在虚荣心或者攀比心理较强的情况下，这种“相对剥夺感”更加强烈，当他们觉得自己的贡献与收益不成正比时，就会强烈地感到本应属于自己的利益被“剥夺”了。
    
　　这种分析道理不够充分。事实上，一个产生了强烈虚荣心和攀比心理的人，很难对自己的贡献与收益进行真实客观比较，会更看重自己得到了什么，别人又得到了什么，与别人相比自己还缺少什么，应该如何奋起直追并一举赶超……

　　以阿亮为例，他应该很清楚，自己不过是职高毕业生，在医院担任收费员工作，尽管收入不高，但与自己的贡献相比并非不成正比。在和那些收入高的朋友一起吃喝玩乐的时候，他感到不平衡的不应该是“利益被剥夺了”，而不过是怅恨自己没有像别人那样“成功”，不能像人们争相羡慕的某些成功人士那样，一呼百应、一掷千金。

　　在渴望“成功”、追求“成功”、“不成功就成仁”的焦虑情绪的支配下，阿亮们逐渐放松了自律，丧失了理智，走上了职务犯罪的歧途。
    
　　“成功焦虑症”源自对成功的片面认定

　　阿亮们身上“相对剥夺感”或许有之，但他们患上了“成功焦虑症”则是可以肯定的。

　　从医学角度看，焦虑原本不是坏事，它可以视同为一种忧患意识，能使人警醒、催人奋进。但焦虑发展到严重的程度，就成了一种心理障碍。具体到“成功焦虑症”，其诱因在于流行的社会意识对所谓“成功”的片面认定与过度强化。在某种意义上，社会应对此负责任。

　　在传统的官本位体制下，做官被认为是人生中最大的成功。进入市场经济社会后，官本位虽然根深蒂固，但金钱本位已经渐成气候，足以与官本位相提并论，甚至犹有过之。大贪官胡长清坦言他“上上下下接触了一些有钱人和做生意的老板们，看到他们生活得很自在，自己开着小轿车，出入高档酒店，穿的是名牌，喝的是洋酒，身边还带着陪伴，心里有几分羡慕”。在有些场合，连官本位也要向金钱本位看齐。能挣钱、挣大钱、锦衣玉食、出人头地，就这样简单而粗暴地与“成功”划上了等号。
    
　　青年应树立科学成功观

　　除了职务犯罪的年轻化，一些非职务犯罪的年轻化，也与“成功焦虑症”不无关系。看到过一个报道：一个年仅15岁的农孩下决心要以最快的速度挣一笔大钱，于是绑架了亲戚家的孩子，以此勒索20万元。是什么让一个质朴的农孩异想天开铤而走险？无他，惟“成功焦虑症”耳。
    
　　所以，我认为，在当前，国家和社会应建立起新的成功评价体系，高度重视某些社会意识对青年的影响。年轻人也要自觉抵御某些不良社会意识，树立一种科学的成功观，做有远见、有耐心、从容大气的劳动者，不让发源于社会的“成功焦虑症”可能毁了自己的光明前途。
    
　　成功虽然有一些外在的评价指标，但更多地取决于当事者的内在感受；一个人对自己的成功认可度，与他所拥有物质财富的多寡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世界上既有少年得志，也有大器晚成，既有万众瞩目的荣耀，也有清虚自守的安宁。在各自不同的领域和地域，建立起了不同层次和程度的功业的公民，都应有自己的尊严和成就感。由于禀赋、性格、成长环境、发展机遇的差异，绝大多数人终其一生不可能成为比尔·盖茨，但只要踏踏实实走好生活的每一步，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无悔的成功者。
   
　　对这些道理，青年该有清醒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