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革热病毒需4000次尝试

　　圣诞前夕，卢克·杰拉姆(Luke Jerram)坐在布里斯托尔开往伦敦的火车上，小心翼翼地手捧一个玻璃雕塑。车窗外，暴雪过后的小山丘在冬日微弱的阳光下反射出淡淡的金色。不过，在这个色弱症患者眼里，光影变幻比起色彩斑斓更能吸引他的目光。

　　他不由想起在半个月前，他的助手也像这样抱着雕塑，准备飞往纽约的情景。

　　“盒子里装的是什么？”机场通关员问道。

　　“呃……SARS的病毒……样本？”

　　“什么？”通关员有些紧张。

　　“是模型、雕塑、玻璃制品。”

　　想到这里，卢克忍不住笑了。这一次，他手里拿的病毒样本更吓人。蛋形的玻璃外壳上附着一个个立柱与蘑菇形状的凸起，透明玻璃球中间是略带磨砂质感的半透明不规则条状物。很少有人会相信，眼前这个漂亮的模型，正是肆虐全球，被世界卫生组织定义为大流行警戒级别的甲型H1N1流感病毒。

　　这只是卢克与他的合作者5年来的工作成果之一。迄今为止，他们已经将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即艾滋病病毒，简称HIV)、天花病毒、SARS冠状病毒等7种病毒制作成玻璃雕塑。

　　病毒原来是透明的

　　5年前，卢克无意间从显微镜里看到了大肠杆菌。“这与我以前在书本和其他媒体上看到的太不一样了。”这位居住在英格兰西南小城布里斯托尔的艺术家说。

　　印象中，那些病毒和细菌都有颜色，这些色彩在旁人眼中或许“鲜艳到瘆人”，但在色弱的卢克看来显得有点“古怪”。不过，他还是接受了这些病毒形象，就像身边的许多人一样，相信“病毒是彩色的”。

　　显微镜中的无色影像和一贯的认知发生了断裂，卢克急于寻找答案。他直接挂了个电话给布里斯托尔大学，要求和专家对话。

　　布里斯托尔大学把这个不速之客交给了细胞与分子医学专业的安德鲁·戴维森(Andrew Davidson)。他是个研究登革热和冠状病毒致病性的病毒学家。

　　“他打电话给我，让我给他一些意见。”戴维森博士回忆起那个令他吃惊的电话，“他告诉我，他正在研究教科书上的病毒结构图。”

　　戴维森很快明白了这个求助者的意图，并给卢克服下定心丸：“我会告诉你哪些图片是精确的。”

　　博士提供的图片是冷冻电子显微镜拍摄下来的病毒照片。这种电子显微镜能够解析蛋白复合物的结构以及亚细胞和整个细胞的三维结构，分辨率清晰到原子层面上“任何一个小细节”都不会漏掉。

　　让卢克感到意外的是，戴维森博士明确地告诉他病毒本身是透明的。那些出版物上的图片，有的是为了科学原因而上色——让人们快速简单地分辨病毒结构，有的纯粹“为了好看”。

　　人们如何分辨两种上色原因所带来的不同视觉效果？有多少人认为病毒是色彩鲜艳的？人工着色给病毒带来的额外“气质”是否是自然界中的病毒样本所并不持有的？

　　为了解答这些疑问，卢克搜索了各种彩色HIV图片并让不同的人观看，比较人们的心理反应。一张图片中，逆转录酶和RNA披上鲜艳的血红色，包裹着它们的是黄色的黏稠状物体，强烈的视觉冲击令人感到一阵反胃；另一张图片中，病毒表面的包膜蛋白质变成了一层漂浮的绿色斑点，让人头皮发麻。

　　本身对色彩并不敏感的他，突然想要用无色透明的玻璃塑造病毒模型，还原它们的本来面目。

　　登革热病毒生出每个组件大约需要4000次尝试，我们的玻璃专家高效得多

　　戴维森在卢克把设想变为现实的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除了提确的三维图片，他还对卢克详细解释病毒的构造。其中核心部分是遗传物质核酸(RNA或DNA)，包裹和保护它们的是由蛋白质形成的衣壳，部分病毒还有脂质的包膜环绕在外，最外层是或状如刺突、或仿若蘑菇的形状各异的糖蛋白。

　　将病毒制成玻璃模型的过程也不简单。本来，卢克擅长的是摄影。他经常拍些白平衡并不正确的画面，夜晚的灯光、恍惚的人影和透过树叶的斑驳光点是相片上的常客。对于玻璃制品，这位艺术家还是首次接触。

　　他找到了3个玻璃吹制老手参与这个作品。首先需要完成的是含染色体的核心部分的造型。接着，这些熟练的工匠们将其置入仅有一端开口的底座中，并用高温烧制将它们连为一体。温度和力度都须拿捏得恰到好处，否则精致的内部造型将不复存在。

　　底座封口后就成为病毒的“包膜”，最后，熟练工必须在保持整个玻璃制品温度大致平均的前提下，将包膜逐点熔化并烧制出“蛋白”。

　　“好在我们的玻璃吹制者是能手。”卢克为获得诸多专家的协助而雀跃，“要知道，登革热病毒‘生出’每一个‘组件’大约需要4000次尝试，我们的玻璃专家则高效得多。”

　　第一个HIV玻璃模型诞生于2007年。为此，卢克用了冗长的时间与病毒学家和玻璃专家沟通雕塑的造型问题。一方面，它们必须是病毒结构的真实反映，但另一方面，脆弱的玻璃未必能支撑过于复杂的结构，雕塑本身的重力足以使薄薄的一层“包膜”分崩离析。

　　上手以后，过程才渐渐缩短。比起蹉跎两年的HIV，之后的每一个“新病毒”大多仅费时数月。卢克设计图纸，戴维森指出错误并修改细节，玻璃能手们则依照图纸判断为病毒塑形的可行性。

　　当一个病毒被成功“造出来”以后，复制不同大小的雕塑则变得简单起来。现在，玻璃吹制者仅用7分钟就能完成一枚直径8厘米的HIV模型的外部烧制。至于核心部分由于造型复杂且需要冷却，仍要费去不少时间。

　　卢克给了大众一个客观认识它们的机会

　　如今，卢克已经完成了22件玻璃雕塑，它们的造型来自7种致命病毒和1种细菌。当这些雕塑并排展示在伦敦史密斯菲尔德展览馆的时候，观者为之震撼。

　　巴掌大小的禽流感病毒表面，错综复杂的抗原刺突仿佛“柔软的峰峦”；艾滋病病毒“肥皂泡般”的包膜中，核酸外的衣壳好像“圣诞树上的松果”；蛋形的H1N1病毒外的一簇簇“蘑菇”，把松散卷曲的磨砂RNA牢牢护住；一米长的大肠杆菌，“优雅的长尾”占去了一半长度，像一只游弋的“壮丽的海洋生物”。

　　比起略带惊悚色彩的教科书病毒，无色的玻璃病毒美得近乎“神秘而庄重”，连身受其害的患者都无法将视线移开，尽管他们的健康正在被眼前美丽的物体吞噬。

　　一名艾滋病患者在看到艾滋病病毒的雕塑后，写下了这样绝望的文字：“我无法停止对它的注视。我知道，自己的身体里有着成千上万这样的东西，它们将伴我一生。你的雕塑——尽管只是照片──比其他任何图片都更让我真实地触碰到HIV。这是一种多么诡异的感觉啊！看着我的敌人，那最终杀死我的对手，却是如此美丽。”

　　美丽的病毒制品替卢克带来了赞誉。2008年，他获得了一个“医学图像学院奖”。这是由一家在欧洲范围内推动医学图像交流发展的专业组织颁发的奖项。

　　玻璃病毒同时也给卢克招致争议。尽管卢克的雕塑或许更接近病毒的真实长相，但由于无法展示剖面结构，这样的病毒雕塑被诟病为“遥远而抽象”。

　　关于病毒的颜争也没有停止。英国《卫报》对卢克的一篇报道中认为，清澈的玻璃雕塑使得病毒“比大众科学教人们相信的看上去更安全无害”。

　　对此，加拿大社会学家安·葛洛维颇不以为然。她在网上随机搜索了两张HIV图片，一张着色的看上去“并不惊悚”，和玻璃制品相比很难判断哪个看上去更“无害”，但另一张的绘图者给病毒加上了一些毛茸茸的东西，这使她“毛骨悚然”。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人为地给病毒加上令人恐惧的成分。”在葛洛维看来，着色的病毒图片与透明雕塑相比或许更有视觉上的戏剧感，但戏剧感并不是唯一能令人动容的方式，恐惧感则更不应是。“为什么美不能被看作一种更好的力量呢？”她反问。

　　卢克5年来的伙伴，戴维森博士以更简洁明了的话语表达了对同伴的支持。“几年来，我们始终在冷冻电子显微镜下研究高精度的病毒。”他认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普通显微镜下看不见的这些病毒正在侵吞人们的生命，“卢克给了大众一个客观认识它们的机会，正如我们在实验室里认识的那样”。

　　卢克则以亲身经历回应了那些对病毒是否“过于美丽”的质疑。

　　2009年年中，他感染了甲型H1N1流感病毒。幸亏病得不是太重，他很快得到了救治并痊愈。体验过甲流威力的他，为了让自己明白是什么病毒在他身上存活复制，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制造了H1N1玻璃雕塑。

　　“我们并不会因为它们的美丽就忘记了它们的危险。”与玻璃病毒为伍的几年里，卢克越来越被手头的工作所吸引，“这些病毒有着令人窒息的美，对人类也有着令人窒息的破坏力”，极端对立的张力使他感到兴奋。

　　不过，他并不打算太早对自己的女儿解释这些雕塑的来历。12月29日上午，睡眼惺忪的女儿在下楼时说：“我来晚了，因为刚才在梦里，我正忙着把雕塑搬到我的小岛上呢。”

　　3岁的小女孩儿看着美丽的鹅蛋H1N1病毒模型，懵然不知半年前亲爱的爸爸正被这“漂亮的小玩意儿”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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